五分钱面值的人民币，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很少使用了。卖小菜的大妈也常常四舍五入跳过五分钱的计算。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却因为五分钱的事情，开展了一次深刻的灵魂拷问。

我记得大概在我十岁的时候，我们全家因父亲工作地点的变更而迁到了望羊公社(现白云镇)。当时父亲任公社党委书记，住在公社机关院子的一间简陋的公房里，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租住在老街东头一户龚姓人家里。龚姓在望羊是大姓，租住的这户也是大户。我们一家租住的三间房都是百年宅院里的老木板房，常年阳光稀少。我多次问母亲，怎么不找个公房住，或租红砖墙的平房或楼房住，母亲总是说，这房便宜，冬暖夏凉，养人。事实上，潮湿的环境让家里的物什常年都有一种霉气味，只要一出太阳，我们就会把被子搬到外面竹篙子上晾晒。

当时，母亲被安排到供销社饮食店当临时工，我和弟弟则在望羊小学读书，日子苦中有乐。土家族人的习俗是过赶年，记得有一年腊月三十，当时天还没放亮，各家各户就开始放鞭炮，吃团年饭。吃过团年饭，大人们开始准备一些走亲戚的礼品，小孩子们则三五成群玩放炮仗等一些游戏。

公社的电影院则整天轮流放着电影。我还记得当时放映的影片叫《野猪林》，故事说的是《水浒》人物林冲被高俅陷害得家破人亡，最后被逼上梁山的经过。当时电影票是一角五分钱一张，我一搜口袋，只有一角钱。正当我犹豫不决时，卖票兼进场验票的工作人员(我们都称“大脑壳叔叔”)看见了我，便要我赶快进场，电影快放映了。显然他已认出我是党委书记的儿子。我羞涩地说，“我只有一角钱。他说，什么钱不钱的，你进去看吧。”我说，“不买票就不进去。”大脑壳叔叔见我坚持，便说，“只收你一角钱，卖你一张票。”说罢将一张票递给我，我将一角钱递给他，并说，“大脑壳叔叔，等电影散场后我回家拿五分钱再给你……”大脑壳叔叔连连说，“好的好的。”

电影散场后我便飞奔回家，向正在收拾家务的父亲要五分钱，父亲停下手中的活，问清了原由，迟疑了一下，便从衣服中掏出五分钱，并严肃地叮嘱，把钱交了就马上回家，我点点头跑出去把钱交给了卖票的大脑壳叔叔，他用吃惊的眼神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。

我再次回到家以为父亲会夸奖我几句，没想到一进门就看见父亲阴沉着脸坐在客厅的椅子上，手中拿着的“鸡毛掸子”。我小心翼翼走上前，父亲严厉问我：“你今天做错了什么?”

在的记忆中，父亲仅此一次拿出“鸡毛掸子”执行“家法”，说明这次问题比较严重，但我还没意识到。父亲又补充说，“我要你们不要打着我牌子搞特殊化，你为什么不听……”“没有，没有啊……”我狡辩道。

“你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……”话音刚落，鸡毛弹子就落到了我的屁股上。也许是冬天裤子穿得很厚，也许父亲没狠心下力打，屁股感觉不是很痛，但委屈的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“如果你不是党委书记的儿子，卖票的会因为差五分钱卖给你票?会让你进去看电影?你这不是耍特权、搞特殊?是什么?……你就站在这墙边，面壁思过两小时!”我不敢反抗，就乖乖地面向墙壁站好。通过反思，我是真心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这次为五分钱的处罚和灵魂拷问，深深地刻入到我的骨子里，虽然父亲的教育方式有些粗暴。从此以后，我更加小心翼翼地做人做事。

父亲的言行也让我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们要住最差的房子?为什么每餐大米饭中要加入有一种霉味的干红薯米?为什么父亲下乡要骑着那辆老掉牙的自行车?因为作为公社党委书记，父亲完全有能力有机会让自己和家人过得舒服一点，但是他却时刻以身作则，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和教育着身边的人，和老百姓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。父亲一世清廉，一心为民，深得百姓爱戴。去年，父亲还荣获中央颁发的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

如今，父亲已年逾八旬。回看过往，他并没留下什么物质财富，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那就是：心里装着人民，两袖清风为官，踏踏实实做人。(石门县政协 李平)